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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巴金：谈《憩园》
现在我还是谈《憩园》罢。我有心写杨老三的故事，还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我第一次回到成都的时候。我十九岁离开家乡，一去便是十八年，回来住了五十天，“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死了许多人，毁了许多家；许多可爱的生命埋进黄土，又有许多新的人接着来演那不必要的悲剧”，正如我在一篇短文里所说的那样。在短短的五十天中间我的确有很多的感触。两件事情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第一件便是五叔的死。我回成都不过几天便听到五叔病死的消息。就在那天晚上一个亲戚邀我在一家菜馆里便饭，大家刚刚坐好，我一个堂兄弟忽然走进楼上房间来，一句话也不说，就朝着我跪倒叩头。我大吃一惊，但是不到一分钟也就恍然大悟了。这是旧礼节、老规矩。从前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向人们叩过多少头。没有想到这种封建的糟粕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我五叔是我第二个祖母唯一的孩子，他长得清秀，人又聪明，所以我祖父特别宠他。当时要是有人批评他，哪怕是一句话，也会引起我祖父发脾气。他就是在阿谀和称赞中间长大的。官僚地主封建家庭的环境，加上那种毫无原则的溺爱毁了这个年轻人。他后来又交了一些坏朋友，有的是像他那样的阔少爷，有的想从他的身上得一点好处。总之，人们拿他在家里找不到的种种享乐去引诱他。他甘心情愿地朝那个陷阱跳下去。他的母亲早死，那位一向偏爱他的父亲盲目地相信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旁人的忠告对他和他父亲都不会起什么作用。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许多事情，嫖、赌、吃、喝，无一不精。他父亲不相信他会花钱，也不曾按月交给他若干钱让他乱花。他先花他妻子的钱，拿他妻子的陪奁换钱花，后来就偷，就骗，就借。只要能弄到钱，他不惜使用一切手段。…… …… 我躺在那张几经沧桑的破床上，想着我五叔的可耻的一生，我并没有怀旧的感情，他的这个结局是我早就料到了的。但是我不能没有愤慨，因为在当时成都的社会中，我到处看见过去的幽灵，在我们亲戚的圈子里，还有人继续走我祖父的路和我五叔的路，有些地主靠着剥削越来越富，越无顾忌地作威作福；在不少的人中间金钱仍然是万能的宝贝，为了它他们甚至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在《憩园》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你以为赵家现在有钱，那么他们就永远有钱，永远看着别人连饭都吃不饱，他们自己一事不做，年年买田，他们儿子、孙子、曾孙、重孙都永远有钱，都永远赌钱、看戏……吗?你以为我们人吃的是钱，睡的是钱，把钱当作父母，一辈子抱住钱啃吗?”我的确动了感情，这不是“黎先生”对“姚国栋”说的话，这是我对许多亲戚讲的话。那个时候我早已不是地主家庭的少爷，我的思想水平也比十五岁的少年高了些。不过我虽然一文莫名靠稿费生活，却也不能说自己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会由五叔的死想出了一个杨老三的故事。 最初的杨老三的故事并不像我后来写出的那样，而且我那时还想把它编进一本叫做《冬》的中篇小说里面。那个冬天的深夜、我躺在架子床上想到的中篇小说《冬》应当是《秋》的续篇，《激流三部曲》的尾声。我写《冬》的念头并非如夏日的电光一闪即逝，它存在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另一件事甚至帮助我想出了中篇小说的一些具体情节。它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第二件事情：有一天傍晚，我走过正通顺街我们老家的门前。 我走过我离开了十八年的故居。街道的面貌有了改变，房屋的面貌也有了改变。但是它们在我的眼里仍然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见到旧雨故知一样。石板道变成了马路，巍峨的门墙赶走了那一对背脊光滑的石狮子，包铁皮、钉铜钉的门槛也给人锯掉了。我再也找不到矮矮的台阶下、门前路旁那两个盛满水的长方形大石缸。我八九岁的时候常常拿“国恩家庆、人寿年丰”木板对联下面的石狮子做我的坐骑。黄昏时分我和堂弟兄们常常站在石缸旁边闲谈，或者吃着刚刚买来的水果或糖炒板栗。我们称石缸为“太平缸”。……我对太平缸并无感情，可是我倒希望能在原处见到那一对石狮子。我不觉暗笑自己这种孩子气的梦想，我明明知道石狮子早在我离家不太久、成都街道改修马路的时候给人搬走了。那是第一次的改变。我见过一张照片，还是在我二叔去世后不久摄的。门面焕然一新了。但有人在门口烧纸钱、冥器，看起来教人不愉快。其实门面的设计不中不西，既不朴素，又不大方，花花绿绿，不像住宅。“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没有了，连门框也变了样，换了西装。门楣题上“怡庐”二字，颇似上等茶馆。大门两边的高墙也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两排出租的铺面。听说我们家一位大师傅还在这里开过饭馆。这一天我来到门前，看到的不知道是第几次的改变。……当时我写过一篇散文《爱尔克的灯光》，我说：“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我想在中篇小说《冬》里说明的不外乎这个意见，后来写在《憩园》里面的也跟这样的意见差不多。…… ……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由桂林去贵阳，在火车和汽车上我东想西想，偶尔想到那个尚未动笔的中篇小说，忽然激动起来，再也丢不开它。接连几天(当然不是整天)我的思想都在一些情节上转来转去。我五叔这个人物不断地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他把那些情节贯串起来。有头有尾的故事形成了。这就是杨老三的故事，不过“杨梦痴”的名字却是以后想出来的。此外，我还想到了两个人：离家十五年归来的小说家“黎先生”和他的旧友“姚老爷”。 到了贵阳，我无意间买到三叠西式信纸，在当时的大后方，这算是很好的纸了。我拿在手里翻了几下，非常高兴，下决心要好好地利用它。怎样利用呢?我不用多考虑，已经有了主意了。我要在短时间内开始我的中篇小说。我甚至想好了书名：《憩园》。我决定拿我们老家那个小小的花园作背景。……我后来在小说里有这样的描写：“右边一排门全闭得紧紧的，在靠大厅的阶上有两扇小门，门楣上贴着一张白纸横条，上面黑黑的两个大字，还是那篆体的‘憩园’……”我们家花园的入口就是这样。不单是这个入口，连整个花园，上花厅，下花厅，以及从“长宜子孙”的照壁到大厅上一排金色的门，那一切都是照着我十九岁离家时看见的原样描写的。拿我这样的作家来说，对着范本描绘毕竟比凭空创造容易些。只有大厅上那三部包车是新添的，过去放在那里的是轿子。还有大门和门面也改变了，我是照“藜阁”或者“怡庐”的样子，改写了它们，因为门槛不去掉，包车便拉不进去，而那两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又过时了，我也不便留他们长住。但是我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门面，所以只用了这样简单的句子：“灰砖的高门墙，发亮的黑漆大门，两个脸盆大的红色篆体字‘憩园’傲慢地从门楣上看下来。”我早已说过我们老家大门上没有题字。然而堂皇地题上“憩园”二字的住宅也是有的。它是我三叔后来在玉皇观街修建的住宅，字也是我三叔自己写的。 …… 我喋喋不休地讲了这许多琐细的往事，我觉得它们和我那本中篇小说都有关系。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虽然只想好一个杨家的故事和一些细节，而且都很简单，可是我写起来十分顺利，因为我近旁还有一个取之不尽的仓库，仿佛有一根输送管从那里一直通到我的案头，把材料源源不绝地送到我的笔端。我带着原稿旅行，从贵阳搭长途汽车到重庆，写作不能不常常中断。然而我始终不曾遇到写不下去的困难或者停笔苦思的愁闷。我倒有这样一种感觉： 好像笔带着我在走路。人物自己在生活，在成长，他们常常要推翻我的计划。我也有斗争的时候，我跟我自己的缺点、我的温情作斗争，因为我动了感情，我爱上了小说中的人物，我替姚太太和杨家小孩想得太多。我更偏袒杨家小孩，由于他，我对他父亲也很宽大了。…… …… “黎先生”的朋友姚诵诗夫妇都是虚构的。姚诵诗的大名是国栋，他父亲希望他做国家的栋梁。这个人自命不凡，眼高手低，自以为比什么人都清高，却靠着父亲留下的将近一千亩田的遗产过安闲日子；他平日喜欢发几句无关痛痒的牢骚，批评旁人，宽待自己；他留过洋，做过官，当过教授，翻译过半本没有能出版的小说，却不曾认真地做过一件对人、对社会有益的事。他固然不会公开主张有钱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可是他断送了自己那个独养子的性命，就因为他相信金钱可以保障一切。说实话，我写到他儿子的死亡，写到他的眼泪，我感到痛快，感到满足。我说过我当时太温情，我不会带着过多的憎恨写这个人。但是我不喜欢他身上的许多东西，我也不喜欢他为人的态度，我更恨他岳母赵老太太一家人。这些人在小说里始终没有露面，“黎先生”甚至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像一个鬼影笼罩在整个姚公馆的上空。其实不止是在这里，那个鬼影还在许多地方兴妖作怪，一直到解放以后鬼才让人捉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姚太太万昭华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聪明美丽，性情温柔，心地善良，在小圈子里度过了二十几年，她自己说得明白：“我的天地却只有这么一点点大： 两个家，一个学堂，十几条街。”她好像是温室里的花朵，她只有在书本中见到广大的世界和复杂的生活，她只有在书本中“才认识那许多的不幸同痛苦”。她承认自己“像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她也想过飞到外面世界里去，她想“帮助人，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人家，让哭的发笑，饿的饱足，冷的温暖”。可是她空有好心，却缺乏勇气。最后她不得不承认自己“飞不起来。现在更不敢想飞了”。其实她在姚家不正是一只笼中小鸟吗?不正是一个“玩偶”吗?倘使没有大的社会变革，或者家庭事故、个人灾祸，她很可能安静地或者憔悴地死在笼子里面，白白地活了这一辈子。像她这样寂寞地死去的女人在旧社会里不知道有过多少。我写《憩园》的时候，对这些好心女人的命运的确惋惜，我甚至痛苦地想，倘使她们生在另一个社会里，活在另一种制度下，她们的青春可能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她们的智慧和才能也有机会得到发展和发挥，总之她们不会做一辈子的寄生虫。…… 杨家小孩当然也是虚构的人物。我创造他，只是为了帮助杨老三。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 有了这样一个小孩，我更容易把杨梦痴的性格写得明显。没有配角或“下手”，主角的好些看家本领都使不出来。我五叔不会有这样的儿子，连像寒儿的哥哥那样的儿子也没有!我在熟人家里也不曾见过类似的人物。不消说，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别的儿童的身上也有。儿子爱父亲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像“寒儿”那样依恋父亲、原谅父亲、痴心盼望父亲回心转意、苦苦地四处寻找父亲、一心一意要改变父亲的命运，这就不是“常情”了。然而我也不能说那种古怪的没落地主的家庭不会产生“寒儿”。正相反，很有可能，但并不常见。拿我自己来说，我喜欢这个小孩的“死心眼”。不过我不喜欢他对父亲那样宽容。我倒愿意他父亲得到自己应得的惩罚，所以我不曾严厉地谴责他哥哥赶走父亲的行为。……虽然我在小说里对待杨老三过于宽大，杨家“寒儿”讲起他哥哥对待父亲的态度也颇有“微词”，但是他哥哥仍然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愉快地工作和生活，这说明时代究竟不同了。封建势力在当时已经成了纸老虎，它不可能强迫多数年轻人在愚忠愚孝的招牌下牺牲自己所宝贵的一切了。 我讲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杨梦痴呢?”读者们一定明白我是拿我五叔作模特儿写了他的。但是我写出来的杨梦痴跟我脑子里想的那个人并不完全相同。我的笔给那个人增加了一些东西，我把他写得比我五叔好。他最后毕竟关心别人了。我五叔却始终只顾到自己(卖公馆分到的钱当然也是他花光的)，倘使完全照我五叔的性格写下去，杨梦痴的故事可能缩短一半。人物自己向前跑，改变了故事，打破了作者脑子里的那个框子，教作者的笔跟着他跑，这样的事在有些作家中间也常常发生。他们把这个叫做“人物的背叛”。有一些根据提纲写作的作家也会遇到这种事情，何况我这个习惯了信笔直书的人。其实这里并没有神秘不可理解的地方，作者的思想、感情、立场、观点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缺点无可掩盖地暴露出来了。我至今还感到遗憾的是，我的小说带了挽歌的调子。 任何事情都有结束的时候，我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发表了以上的长篇大论，也应该休息了。反正话是说不完的。有人认为作者不应当在作品以外发言，那么我写的全是废话罢。废话当然也有穷有尽。请允许我在“闭嘴”之前讲一讲李老汉和老文这些人。话不会多，但是怀念很深。我是照着他们的本来面目写下来的。这所谓“本来面目”也只限于我当时看见的。我承认我的了解很浅。然而我爱他们，我的确曾经把他们当作我的好朋友，我至今还想念他们。虽然他们早已逝世，可是我闭上眼睛，好像他们还在我的眼前。作家也有为自己写作的时候，我写这些人，可以说是为我自己留一个纪念品。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他们给我幼年的回忆增加了色彩。善良的人的纪念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人死了，花园成为平地，在废墟上建起新的房屋。旧时代、旧社会的垃圾逐渐地扫除干净了。今天新社会的灿烂阳光照亮我的书桌的时候，李老汉这般人仍然活在我的脑子里。但这不一定是读者们所关心的事情了。 1961年11月12日。 （本文选自《巴金全集》20卷。）